《出門掙錢的人》：80年代的“反平庸”影片

《出門掙錢的人》是北京電影制片廠制作的，上映時間是1983年。張郁強導演，陳士濂編劇，李少紅在其中做副導演。這部影片在當時反響不大，在一本各大廠都參與的編年紀事上，1983年的北影廠部分沒有這部影片的任何創作信息，只在年底羅列的一堆影片中，出現過它的名字。

翻閱當年的資料，只見到一篇文章(《重要的是寫人——讀1983年電影文學劇本印象》，任殷，《電影藝術》1984年第8期)提及這部影片的劇本。文章提到本片是寫“四個牧區農民在責任制鼓舞下出門承包副業，途中遇歹徒斗爭，發揚風格”的故事。文章認為劇本以寫事件、寫問題為中心，偏離了人物性格去構筑為主題服務的情節，其中的四個人物基本是為交代情節而活著的，形象空泛，因此導致了思想無力。

80年代有一個關鍵詞是“反平庸”，上述作者顯然認為這部影片是平庸的。筆者未曾看過劇本，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劇本拍攝，但可以想象到，無論從編劇、攝影還是導演調度，本片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發現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，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網上邂逅了這部以前從未聽說過的影片，然后做了一些筆記，談一下我的感想。

當然，筆者也的確是在思考我們如何去觀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。就中國80年代電影研究局面而言，我們的研究視角多是精英主義的，多以“第四代”、“第五代”導演的作品為主軸和框架，正如大家所見。對于大量難以歸納其中的影片，除了“娛樂片”這個范疇，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將更多的影片納入進來。這當然也是無奈之舉。

但看這部影片的時候，我發現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，一樣具有解讀歷史與還原歷史的潛力，可以發現它不僅僅是作為電影文本，也作為社會文本和歷史文本所具有的價值。當然這樣的觀看和理解，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，是批判性而非欣賞性的，是“病灶式”的文化觀察。

《出門掙錢的人》這個片名今天看過于寡淡，但在當年應該能產生驚奇和刺激，影片開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產隊長，招呼村里的其他三個人一起出門“干副業”，他們的訴求很清晰，大保是為了買一輛永久牌自行車，尕順是為了賺錢娶媳婦，馬大爺是為了修房子，他的孫女則強烈要求他帶回一只羊來。

在影片的呈現中，這個村子自然是非常窮困的，這形成了他們出門掙錢的動機。他們的行動顯然都有為了個人的利益訴求。他們上路了，外邊空間廣闊，風景很好，影片在青海拍攝，鏡頭中有美麗的青海湖和草原，還有桀驁不馴會唱歌的牧羊女。

但是，迅速地，他們遇到了一個有著208頭羊的羊群，這個羊群后來證實是國有農場丟失的財產。他們是留下來保護這群羊，還是不管這群羊，抓緊趕路賺錢?因為簽了合同，若保護這群羊，他們出門掙錢的計劃就會失敗。

電影故事線上這個迅速設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爾，這種情況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。在中國電影敘事的歷史上，那時候的人們是無法好好出門掙錢的，在掙錢之前，他必須先遭遇靈魂的拷問，這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交戰。80年代電影中的個體經營者，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電影中，他們在道德上都備受質疑，他們必須經受這一關考驗，才能順暢的展開個體商業活動。

這樣一層倫理思辨，在現實生活的個人身上，也許并沒有那么嚴重。但當時的電影制作屬于電影廠，尤其是一個主體性沒有那么強、本著干好“本職工作”的態度進行創作的群體，它的思考更傾向于從權威化的意識層面來思考和憂慮。
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一思辨成為當時電影普遍的思想結構模型，也代表了那是一個普遍的困惑，是那個年代需要處理的問題。出門掙錢的人在當時看是一個脫離了舊有秩序的人，所以帶有冒險性質，但以今人的目光來看，這種為了個人做出的舉措是符合經濟自發秩序的，他們不是失序和脫序的表征，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開拓者，是從一種被支配狀態轉向一種自主狀態的試驗。

可以聯想一下《芙蓉鎮》，秦書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個體戶經營的米粉店里。秦書田堅持留在米粉店，據說不是原劇本中有的，而是富有山林野逸氣息的阿城的建議。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，而是這其中包含個人主體性的經濟原理。

在遇到這群丟失的羊群的時候，三個人各有態度，尕順是單純善良而有責任心的，他堅持留下來照看羊群，在這個過程中還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產生了好感。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來了。其實隊長和馬大爺之前有矛盾，隊長曾經將馬大爺的自留羊給充公，這個行為在今天來看，則公私處理的原則已經不一樣，但是他們最終選擇互相諒解。他們在保護他人的財產的過程中，都不再堅持以副業為重的想法。當然期間隊長也曾想將羊通過“歹徒”賣掉，但最終改變了想法。

為了交代羊群的來龍去脈，電影另有一條線，一個國營農場面臨解散，理由是退農還牧，主任為農場清算賬目，發現少了200只羊，但又不確定。主任老婆為丈夫職位著想，勸他快去州上活動。她來辦公室拿廢紙生火做飯，先是拿了一堆財產清單，被丈夫阻止，又拿出一堆獎狀，說，這個總沒用了吧。但丈夫說，難說。

當主任見到這群羊，打算將它們便宜處理給牧民一家，然后匆匆離去，這時候尕順上去說，我們是出來搞副業掙錢的。然后主任拿出一張獎狀來，送給尕順四人。但牧民一家告訴主任，你不能這樣做!

在更早的敘事中，做好事的人一定會拒絕任何物質獎勵，這樣才使得他的行為變得更為純潔。獎狀是以符號和象征來管理的機制的一部分?？梢?983年的敘事雖然保存了之前集體主義思路，但也有往前推進的地方。

影片的結尾是四人繼續趕路，路上忽然聽到羊叫，原來是牧民一家將羊放在他們車上，而尕順也發現了牧羊女偷偷送給他的項鏈。他們這一程的事業眼看著黃了，卻由于為國家和集體做好事，他們有了意外的收獲，馬大爺獲得了孫女要求的羊，而尕順也約等于娶上了媳婦。

集體與個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電影中的普遍存在，由今日視之，是一種強行設立的矛盾對立，一種強迫癥般的存在。本片敘事往前推進的一步在于，個人的利益在這里已經有所覺醒，這是符合人性的，但它的思辨仍然遠遠不夠。它通過敘事，將電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種獎狀，用來鼓舞人心。這也間接承認了象征和符號的權力，完成了與舊價值觀念的對接，這也許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。(王小魯)

《出門掙錢的人》是北京電影制片廠制作的，上映時間是1983年。張郁強導演，陳士濂編劇，李少紅在其中做副導演。這部影片在當時反響不大，在一本各大廠都參與的編年紀事上，1983年的北影廠部分沒有這部影片的任何創作信息，只在年底羅列的一堆影片中，出現過它的名字。

翻閱當年的資料，只見到一篇文章(《重要的是寫人——讀1983年電影文學劇本印象》，任殷，《電影藝術》1984年第8期)提及這部影片的劇本。文章提到本片是寫“四個牧區農民在責任制鼓舞下出門承包副業，途中遇歹徒斗爭，發揚風格”的故事。文章認為劇本以寫事件、寫問題為中心，偏離了人物性格去構筑為主題服務的情節，其中的四個人物基本是為交代情節而活著的，形象空泛，因此導致了思想無力。

80年代有一個關鍵詞是“反平庸”，上述作者顯然認為這部影片是平庸的。筆者未曾看過劇本，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劇本拍攝，但可以想象到，無論從編劇、攝影還是導演調度，本片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。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發現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，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網上邂逅了這部以前從未聽說過的影片，然后做了一些筆記，談一下我的感想。

當然，筆者也的確是在思考我們如何去觀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。就中國80年代電影研究局面而言，我們的研究視角多是精英主義的，多以“第四代”、“第五代”導演的作品為主軸和框架，正如大家所見。對于大量難以歸納其中的影片，除了“娛樂片”這個范疇，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將更多的影片納入進來。這當然也是無奈之舉。

但看這部影片的時候，我發現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，一樣具有解讀歷史與還原歷史的潛力，可以發現它不僅僅是作為電影文本，也作為社會文本和歷史文本所具有的價值。當然這樣的觀看和理解，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，是批判性而非欣賞性的，是“病灶式”的文化觀察。

《出門掙錢的人》這個片名今天看過于寡淡，但在當年應該能產生驚奇和刺激，影片開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產隊長，招呼村里的其他三個人一起出門“干副業”，他們的訴求很清晰，大保是為了買一輛永久牌自行車，尕順是為了賺錢娶媳婦，馬大爺是為了修房子，他的孫女則強烈要求他帶回一只羊來。

在影片的呈現中，這個村子自然是非常窮困的，這形成了他們出門掙錢的動機。他們的行動顯然都有為了個人的利益訴求。他們上路了，外邊空間廣闊，風景很好，影片在青海拍攝，鏡頭中有美麗的青海湖和草原，還有桀驁不馴會唱歌的牧羊女。

但是，迅速地，他們遇到了一個有著208頭羊的羊群，這個羊群后來證實是國有農場丟失的財產。他們是留下來保護這群羊，還是不管這群羊，抓緊趕路賺錢?因為簽了合同，若保護這群羊，他們出門掙錢的計劃就會失敗。

電影故事線上這個迅速設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爾，這種情況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。在中國電影敘事的歷史上，那時候的人們是無法好好出門掙錢的，在掙錢之前，他必須先遭遇靈魂的拷問，這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交戰。80年代電影中的個體經營者，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電影中，他們在道德上都備受質疑，他們必須經受這一關考驗，才能順暢的展開個體商業活動。

這樣一層倫理思辨，在現實生活的個人身上，也許并沒有那么嚴重。但當時的電影制作屬于電影廠，尤其是一個主體性沒有那么強、本著干好“本職工作”的態度進行創作的群體，它的思考更傾向于從權威化的意識層面來思考和憂慮。
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一思辨成為當時電影普遍的思想結構模型，也代表了那是一個普遍的困惑，是那個年代需要處理的問題。出門掙錢的人在當時看是一個脫離了舊有秩序的人，所以帶有冒險性質，但以今人的目光來看，這種為了個人做出的舉措是符合經濟自發秩序的，他們不是失序和脫序的表征，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開拓者，是從一種被支配狀態轉向一種自主狀態的試驗。

可以聯想一下《芙蓉鎮》，秦書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個體戶經營的米粉店里。秦書田堅持留在米粉店，據說不是原劇本中有的，而是富有山林野逸氣息的阿城的建議。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，而是這其中包含個人主體性的經濟原理。

在遇到這群丟失的羊群的時候，三個人各有態度，尕順是單純善良而有責任心的，他堅持留下來照看羊群，在這個過程中還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產生了好感。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來了。其實隊長和馬大爺之前有矛盾，隊長曾經將馬大爺的自留羊給充公，這個行為在今天來看，則公私處理的原則已經不一樣，但是他們最終選擇互相諒解。他們在保護他人的財產的過程中，都不再堅持以副業為重的想法。當然期間隊長也曾想將羊通過“歹徒”賣掉，但最終改變了想法。

為了交代羊群的來龍去脈，電影另有一條線，一個國營農場面臨解散，理由是退農還牧，主任為農場清算賬目，發現少了200只羊，但又不確定。主任老婆為丈夫職位著想，勸他快去州上活動。她來辦公室拿廢紙生火做飯，先是拿了一堆財產清單，被丈夫阻止，又拿出一堆獎狀，說，這個總沒用了吧。但丈夫說，難說。

當主任見到這群羊，打算將它們便宜處理給牧民一家，然后匆匆離去，這時候尕順上去說，我們是出來搞副業掙錢的。然后主任拿出一張獎狀來，送給尕順四人。但牧民一家告訴主任，你不能這樣做!

在更早的敘事中，做好事的人一定會拒絕任何物質獎勵，這樣才使得他的行為變得更為純潔。獎狀是以符號和象征來管理的機制的一部分?？梢?983年的敘事雖然保存了之前集體主義思路，但也有往前推進的地方。

影片的結尾是四人繼續趕路，路上忽然聽到羊叫，原來是牧民一家將羊放在他們車上，而尕順也發現了牧羊女偷偷送給他的項鏈。他們這一程的事業眼看著黃了，卻由于為國家和集體做好事，他們有了意外的收獲，馬大爺獲得了孫女要求的羊，而尕順也約等于娶上了媳婦。

集體與個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電影中的普遍存在，由今日視之，是一種強行設立的矛盾對立，一種強迫癥般的存在。本片敘事往前推進的一步在于，個人的利益在這里已經有所覺醒，這是符合人性的，但它的思辨仍然遠遠不夠。它通過敘事，將電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種獎狀，用來鼓舞人心。這也間接承認了象征和符號的權力，完成了與舊價值觀念的對接，這也許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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